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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开尘封往事:1970年前后台湾苏联“密使会”

蒋经国接见路氏时,双方约定不讲俄语,避开密谈印象,不拍照,免落美国干预难题。这时蒋经国更有兴趣的是,听取路氏对中(共)、苏冲突的看法。路氏除强调苏联现政府不会重蹈斯大林的错误政策外,还集中分析毛泽东与赫鲁晓夫的交恶,主因是后斯大林时代,毛自认是世界共党领袖的不二人选。毛要求苏联供给核武,并联合苏军一举打垮美国,完成世界革命;赫鲁晓夫不同意这些看法,乃成分裂起点。此外,中(共)、苏之边境冲突日烈,纠纷丛生,而中共驻俄使馆频肇事端,掀起反俄高潮,中共留学生返国参与反俄示威,更刺激民众反俄情绪。苏联领导阶层深惧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分裂,力主忍耐,而一般俄国青年则情绪激昂,那么中(共)、苏关系将长期难予修复。

1968年10月之后,北美的联系渐少,取代的是直接找上门到台北的苏联密使刘易斯(又译路易斯)。

一、中国人对苏联无好感,如何建立新关系。魏告以苏与中交往,自雅尔塔密约以来,国人只有痛苦经验与回忆,苏但有背信毁约、暗中支持对手猖乱的事实;路之获准入境,乃因代表英国报纸之故。路急答“此系过去之事,亦系斯大林错误政策导致之结果。斯大林扶持毛泽东,并不深切了解毛野心。现在苏俄领导阶层已清楚认识毛,且已彻底检讨斯大林政策之错误,再不会重蹈斯大林之覆辙,希望中国人对此能有所了解”。至于令人不安的俄军入侵捷克事件,路则把责任推给俄大使,认为他对捷克情势的不完整报告,闯了祸。

1970年10月底、11月初,魏景蒙与刘易斯的密使会,仍选择维也纳。魏‧路同时在10月27日到达维也纳,即使在这么偏远的国度,两人八小时的会谈,分别在不同地方进行:30日在远离旅馆车程五公里外的餐厅边吃边谈,在小汽车里边兜风边谈,31日在维也纳森林中边享受森林浴边谈。这次会谈的主要内容,一是路氏为上年相会爽约事道歉;二在讨论合作讨毛的想法与作法;三是具体的行动,台方提供大陆情资、苏方摧毁中共海防武器、罗布泊核设施之可能性。一般而言,谈判是双方有共识,但各自为本国利益、政治军事、策略作盘算,不免各有需求。台湾的目标是倒毛,并取而代之;苏方则防中(共),及解决明年3月苏共代表大会各拥势力的政治高层──鸽派(柯锡金)及鹰派(布利兹涅夫)权力与政治主张的角逐。由于1968年当刘易斯访台,蒋经国曾告以毛后之莫斯科、北京关系会更为恶化,苏方对此看法十分好奇、振撼,因而这次密使会,苏方鹰派特别要求台方提供毛泽东及中共好战本质、不会与苏和解的“弹药”(证据及情报),以便对中(共)采取强硬立场。事实上,北京利用和谈,暗中准备攻苏策略,及毛打算发展核武的事,是众所皆知的。台、苏双方的共识是,苏联愿意和在台湾的中华民国合作来消灭毛政权。双方如合作,军事上由台方发动反攻之战时,苏方可作物质、武器上的支持,因为“苏联是唯一‘有兴趣’的强权”。会谈的另一重点,双方如何合作反对毛政权,路氏说美国不会协助台湾反攻大陆,甚至阻挡反攻,但俄国虽一再扬言“置身事外”,但实际上是会帮台湾光复大陆。因此应寻求三点共识:台湾原则同意苏联采取军事行动;台湾能做什么,以及台湾希望苏联做什么;台湾何时希望苏联协同行动。如此,苏方将与台方的军事人员展开会议,具体规划可行方案。11月6日,魏景蒙回到台北,结束了这次密会。

时代在变、潮流在变、国际关系也在变。1970年年底,蒋介石自记全年反省录说:“今后惟有美俄言好,联合助我反攻大陆以消灭毛共,否则世界决无和平之望也。此意目前对美政客而言或以为是幻想,余信最后必能实现。”此时蒋反攻大陆的政治目标虽然不变,但手段上重拾对美国联合的期望,不能不说这是一种微妙的变化。1971年4月,中共与美国“乒乓外交”上演。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大陆,10月,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1975年蒋介石过世,台、苏的秘密交往,到1980年代国际情势遽变,冷战不再,人事已非,终于划下了休止符。

刘易斯于10月31日离台,转往柬埔寨,随即在金边接受了《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驻香港特派员卡瑙(STANLEY KARNOW)的访问。11月2日及17日,卡瑙即在华邮报导了刘易斯──十九年来第一个苏联说客访台的消息。驻美大使周书楷电外交部探询事情经缂,除由魏景蒙作简要答复外,11月29日总统府“宣传外交综合小组”开会,魏再列席说明原委,会议结论认定路氏代表英国报纸来访,我对来访记者向持开放政策,“让他来看看,毫无不妥”。卡瑙之报导,也立刻引起华府的注意。卡瑙嗣即持续撰文,臆测亚洲若干反共国家将运用“以俄制中(共)”之策略,认定路氏系俄政府重要情报人员,此事并不寻常云云。11月30日,卡瑙自港来台追根究柢,探询此事真相,但未有进一步斩获。同日美在台北大使馆人员密勒则告诉魏“多交换意见总是好事,例如俄记者刘易斯访华,使其多了解中华民国,当亦不坏”。冷战时期,美方对苏联“密使”来台的态度,显得低调又暧昧,一方面是国际局势使然,另一方面也颇耐人寻味。

蒋介石

四、取反毛救国联合阵线方式,吸收各党派共同进行讨毛复国行动;

谈政策问题,第一,不干涉内政:甲、中共问题为内政问题;乙、不再制造第二个来替代毛共;丙、新疆与东北的行政主权必须完整。第二,中国大陆完全为实行三民主义之中华民国:甲、试问其对华政策,仍将造成为共产国家乎;乙、边疆邻省不吸引外资与其他国家合作,但以其不扶植共党为条件。第三,恢复孙总理时代之合作精神。第四,联盟问题,以主权领土与行政完整不受侵犯为条件。第五,外蒙独立问题(试问中苏蒙联盟如何?)(此问题应待光复后再提,此时太早,不宜提出)。

10月22日,路氏抵台湾当日下午,即会晤新闻局长魏景蒙,会谈涉及了几个议题:

依照数据显示,至少在1967年一月,苏联已派“密使”与中华民国政府驻外人员接洽。当时驻墨西哥大使陈质平和前驻阿根廷大使馆文化参事朱新民是苏联接触的对象。为此,蒋介石数度分别接见陈、朱二人指示“对苏要旨”。到1968年,台湾对苏联的密使接洽方式,似乎在北美与台北二线并进。蒋介石与苏接近的用心,在这一年九月七日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说明:

密使往来是“冷战外交”的一个特色,往来是否热络,通常得看国际或区域局势大气候的变迁,也得看国家利益衡量下的小气候变化。1968年10月底刘易斯离开台北返回莫斯科后,一度沈寂,据说是苏共内部有反对声浪,联台之事只能搁置。

10月22日,刘易斯乘华航班机抵台北,到31日离台。蒋介石、蒋经国全程掌握他的行程,对他行程的安排十分慎重。

访台日程和议题

谢里宾

台湾当局对这次刘易斯之行的安排显得十分慎重。所谓“慎重”的意思,一是安全维护、最高保密层级,派专人(新闻局联络室副主任罗启)陪行;二是主动安排参访故宫、孔庙、土地改革陈列馆、中非农技合作委会、台中日月潭、高雄加工出口区等地,让他了解历史、农经、“匪情”,但不涉军事;三是一位俄籍记者,十九年来第一次来台,即安排会见经合会秘书长陶声洋、新闻局长魏景蒙、情报局长叶翔之,以及当时台湾最具实力的强人国防部长蒋经国,甚至由最高层的蒋介石亲自掌握其动向。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他们的谈话内容触及冷战时期台湾、中国大陆、美国和苏联的微妙政治、军事互动关系。

11月7日,魏晋见蒋介石作了此行详尽报告。对这次维也纳密会结果,蒋介石父子均表满意。蒋介石指示“要我方回音之处置:甲、原则同意,但投资细则须先由公司代表作正式密商,再由双方董事面决。乙、西半球已有接触之地点为宜”。实际上,台方正搜集相关证据、情报提供苏方。为示好,蒋经国也觉得此时正是释放1954年七月俄船陶普斯号全部船员的好时机。据说,刘易斯此后还三次到过台北,但都没有留下纪录。当时驻墨西哥大使陈质平,也一直与苏联大使有过秘密接触,但也都没有纪录,看不出任何结果。

28日,返台北,下午再度会晤情报局长叶翔之。

27日,经台南北上,到日月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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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代,美国对中共的态度渐有松动、且接近迹象。看在蒋介石、蒋经国眼里,坐待其变,自然不是办法。这时,中(共)苏已见分裂端倪,尤其文化大革命时期,双方裂缝加深,冲突时起,苏俄强化了中俄边境防线。这时克里姆林宫的外交政策,更出现了从“一个中国”走向“两个中国”的暧昧性,把台湾视为一个国家(STATE)的考虑,是促使他们想更进一步了解台湾,试图接触台湾政府的动力。1968年10月,驻日大使馆传来消息,一位自称是伦敦晚报驻莫斯科的记者刘易斯,拟来台采访。时任新闻局长魏景蒙立刻报告国防部长蒋经国,随即同意路氏来台“观光”。刘易斯来台,当然非纯观光。魏景蒙也知道路氏的俄籍背景,曾在斯大林时代长期被放逐于西伯利亚集中营,此次名义上以英国报纸记者的身份来台,实质上当另有任务。

二、合作办法,以共同推翻毛政权、及推翻后双方应采取之政策为先决条件;

1969年6月25日,行政院改组,蒋经国任副院长,1970年4月下旬,蒋副院长访美,虽获美方高规格接待,但遗憾的发生遇刺事件,也没得到什么实惠。美、台关系似乎开始微妙的转变中,台、苏关系相对的活络起来,8月,刘易斯来信要求相会,于是下一个密会很快的作出安排。

31日,上午离台,转赴柬埔寨。

这一次刘易斯台北之行,蒋介石虽未予接见,但日记中透露他掌握全程并时有想法、指示。此事也显示他的弹性外交和一向的务实性格。

台、苏密使相会维也纳

三、路氏此行,其实很想知道台湾对倒毛的看法,及后毛时代的情势发展。魏氏表示台湾方面当然有解救同胞的决心,并告诉路氏“我们在中国大陆,不论是共党里面或外面,都有自己人”。意思是台湾方面很能掌握中共内部状况。至于台、苏关系未来的发展前景,路表示共产主义会像基督教一样分裂成许多派,与台湾的合作交流不妨派贸易代表、新闻记者先行,再促成大使级的会谈。路认为,未来最有资格统治中国者,是台湾的政权,从而苏联方面有“两个中国”的主张,一是组织亲俄的新共产党政权,一是台湾主政的国民党政府,“俄国将在西伯利亚附近制造一个傀儡中国,自由中国则由南方回到大陆”。这个玩旧把戏搞国共合作的想法,台湾当局当然不能接受。魏在会谈之后判断刘易斯应有直通苏联高层管道,且的确有意拉拢台、苏的进一步接触,这是后来魏一直愿与路密会的缘由。

美苏关系在1960年代后期,有转向迹象。整个策略上,蒋的态度也跟着有打出新牌的转变。这一年9月11日的“日记”上说出更具体的联盟底线:

24日,游乌来,观赏国片。

25日,参观孔庙,下午会晤情报局长叶翔之,参观中非农技合作机构,乘远航班机赴高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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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日,上午访晤经合会陶声洋秘书长,下午参观故宫。

26日,参观高雄加工出口区,游澄清湖。

1969年3月,中共对苏联边境冲突导致关系紧张,苏联甚至想与美国连手摧毁中共的核子设施,进行所谓“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虽然美国禁核官员也有此想法,但美国政府并不赞成此举,时尼克松总正开始探索美与中共关系的解冻。台湾政府则以摧毁中共军中设施自任,勇于承担执行此一任务,认打击毛政权的时机已到,故跃跃欲试。到9月11日苏、中(共)首脑柯锡金(ALEXEI KOSYGIN)、周恩来在北京机场会谈,稍缓解了双方紧张情势。这时(9月17日)刘易斯又在《伦敦晚报》撰写一则新闻,说苏联很可能采取像进犯捷克一样的模式来攻击中共的核武设施。蒋介石掌握时机,并为了落实上次会谈内容,决定再派魏景蒙约会刘易斯于罗马。9月20日,蒋经国与魏景蒙晋见在荣总养病的蒋介石,蒋介石也作了指示,希望双方提出具体建议,切实合作,共商彻底消除原子武器威胁的办法。苏联可提供攻击武器,由台方人员操作执行,苏大可视讨毛战争为中国内政,不必插手;为迫使毛政权崩溃,为转变形势,台方可考虑在适当条件下,甚至可承认外蒙古并建立外交关系;关于中国政治问题,蒋更进一步地说:“我们始终遵循孙总理遗嘱,愿与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总理遗教三民主义即社会主义,民生主义即共产主义,他主张亲苏(容共)政策来实现三民主义的建国理想,但不能容忍害国害民之叛徒毛共。反毛之中共党员如其自愿者,可容纳于国民党之内,但其不能另有共党的组织,亦不能跨党。中共在国内如另有组织,九方游戏大厅案例则与国内各政党的组织同在国民党领导之下”。10月2日,魏到达罗马,只是刘易斯爽约了。这次路氏的失约,事后他的解释是:10月20日,中(共)苏将在北京进行边界谈判,莫斯科的鸽派人马(代表人物柯锡金)认为,路、魏罗马之会可能破坏北京的会谈。蒋介石的解读则是,中共与苏联最近政策转变,中共怕俄联我而倒毛,“惟以共产党本性而论,失约与不失约皆无所谓,如其一方与匪毛谈判相约,而一方又与我秘密谈判,则在俄而言,更将为我所疑……匪俄问题终难解决,最后仍不能越我掌中矣。”这时蒋介石对台、苏秘密交涉,并不乐观。

台北方面对十九年来第一位俄国佬的到访,也不会掉以轻心。1968年月22日,刘易斯抵台,由此开始了他游走台北、维也纳、莫斯科充当苏俄通台“密使”的任务。据说1968到1975年间,刘易斯曾到过台北四次,赴欧三次,但数据比较清楚的来台只有一次。当时台、苏密使往来,均由两蒋直接指挥,台方的负责人物是新闻局长魏景蒙。魏毕业于燕京大学,英文一流,早年即投入新闻事业,办英文报纸。1943年夏,他与外国新闻记者受邀访问延安,是抗战时期极少数见过毛泽东及中共高层的大后方中国记者,也是少数了解中共,知道“解放区”种种的国民党人。另一方面,人称“魏三爷”的魏景蒙,依照他女儿小蒙的叙述,父亲与蒋经国私交深厚,公务上也是最信得过的人,在台北国际新闻圈子里“吉米魏”(JIMMY WEI) 更吃得开。对政治敏感之事,如与苏共密使接触,魏获层峰信任,任务便落在他头上,扮演了吃重的角色。

(吕芳上,台湾师范大学博士,民国历史文化学社社长、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兼任研究员,专长领域为中国近现代史、近代妇女史、国民革命史、中国国民党党史。曾任职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中研院近史所、国史馆等。本文为2019年11月举办于华中师范大学同名演讲之讲稿,作者授权刊发,注释略去,刊发时有删节)

蒋经国接见前后

刘易斯于1968年10月抵台,此前几年,当中(共)苏关系逐渐恶化时,苏联已对台湾“示好”。苏联的用意可能想拉拢台湾,使成为“亚洲集体安全战略体系”的一员,俾用来对付美国,而路氏正是他们的马前卒。这时台湾当局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美国既拒绝协助台湾“反攻大陆”计划,又暗中与中共和解的事实。台、苏接触,显然双方均有意愿。台北虽是被动的,但也愿顺势而为。英国伯马斯东爵士(LORD PALMERSTON)说,英国没有永久的盟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唯利之所在。这是国际现实、政治现实的最佳写照。1988年,近二十年来第一位自莫斯科东来的稀客刘易斯到达台北。

苏联特务来台湾

1969年就在中苏边界日趋紧张之际,中共听到了台、苏秘密接触的讯息,3月5日,中共新华社发表了一则声明,谴责“苏修叛徒集团”勾结美帝,派密使与“蒋帮”勾搭,并斥为“反华阴谋活动的一个新的罪证”。尽管如此,这年3月,中苏爆发珍宝岛事件,中苏尖锐对立,情势丕变。苏共中央重新考虑拉拢台湾。在一次会议上,代表元老派与少壮派,特别是布利兹涅夫的年轻对手,属少壮派KGB的代表谢里宾(ALEXANDER SHELEPIN)公开鼓吹与台湾合作。他们的五项建议,得到了上层有条件的支持:一、如果毛政权崩溃,苏联与台湾有合作可能;二、双方协议在毛崩溃后,成立一个由国民党与新组成的共产党合作的联合政府;三、新国家制度,不必一定要使用“共产党”名称,但要符合社会经济之进步条件,故在相当时期内,容许一个两党的“人民民主国家制度”;四、苏联将与国民党及亲俄的共产党合作;五、美国的远东政策,是莫斯科与台北接近的最大障碍。于是,刘易斯再度衔命充当密使,负责沟通台、苏关系。依现有数据,路氏与沟通对象魏景蒙,两位“密使”,自1969年到1970年两年间,有三次约会,但只在维也纳见过两次面。

三、决不能再采取历史上已失败之国共合作政策模式,亦不能以共产党为名义之号召;

一、中(台)、苏认定毛政权继续存在只会危害双方之基本利益,此为合作基础;

按记载,由1965到1975年,来到台湾的苏俄密使,至少有六人,其中最知名的是刘易斯(VICTOR YEVGENYEVICH LOUIS, 1928–1992)。路氏是出生在莫斯科的俄国人,1949年在莫斯科大学完成语文及法学教育,曾任职美《展望》(LOOK) 、《新闻周刊》(NEWSWEEK) ,值斯大林发动大整肃,路氏以美间谍罪名被判刑二十五年,关押了九年,于1956年获释出狱。之后,便成为冷战时期苏俄官方新闻界的神秘人物。他曾作美国记者的译员,1960年担任过《伦敦晚报》(LONDON EVENING NEWS)记者二十九年,后转任《星期快报》(THE SUNDAY EXPRESS)记者,他的独家报导常成世界头条新闻,因此十分出名。他曾任俄共赫鲁晓夫的翻译,与苏俄政府党政高层关系良好。有人认为他是苏俄国安会(前身为格别乌KGB)的一员,但他自己和苏俄国家安全部门都未证实。有意思的是,记述他生平的英文资料,对有关他在亚洲的密使活动,只字未提。他是一位神秘人物,从事一项神秘任务。

蒋介石对刘易斯来台任务,一开始就十分重视。10月22日从蒋经国及魏景蒙的报告中,就断定路氏为俄共所派密探,“作联络视察开端”。24日,知其来意:苏联因对毛共绝望,对美、日均存戒心,乃谋与台合作;这种公开与我往来,是表示与毛决绝,或即有意离间中美关系。但不论苏联是否对其过去政策猛醒,或对其外交政策改弦更张,“今后中(台)、苏重订之成败关键,只有二语可以断言的,就是‘要我容共,就无法亲苏;我亲苏,就无法容共’”。亦即亲苏可以,但坚决反毛。这可视为这时期台湾愿与苏联交往的本意,看来与当初坚定抗俄态度,显然又退让一步。

22日,抵台北,住统一饭店,下午会晤新闻局长魏景蒙。

为了分散媒体注意,蒋经国在接见路氏之前,于24、25日先密集接见了美联社记者及外国通讯社记者豪斯(RUSSELL HOUSE OF FOREIGN WORLD FEATURES)等人。10月29日,路氏见到了台湾实力强人蒋经国,大体重申双方提高交流层级、苏联允在台湾对大陆采取行动时保持中立等说法。蒋经国强调莫斯科应支持国民党,因为中国大陆没有人可继承毛泽东,毛后的接班人没人胆敢不反苏;毛垮台后,能治理中国者只有国民党。“现在,重点是俄国当局要我们容忍一个在中国的亲莫斯科共产党,而且不去整肃苏联在中国的好朋友。果如此,当我们在大陆采取军事行动时,莫斯科就会保持中立。我们的看法是,既然国民党是社会主义党,毛下台后,苏联干嘛不和我们合作?”他们的会谈,强调的是台、苏双方均是有可以直接打交道、谈合作的对等地位。为了打开日后可能的合作计划,双方将安排建立一联络网,而台湾驻日本大使馆的参事处就可以担任“信差”的任务。

蒋经国

刘易斯与行政院经合会秘书长陶声洋的会晤,原期由红经贸交流合作入手,但因为两国经济制度不同,没得到什么具体结果。10月25日及28日,路氏两次会见台湾情报头子叶翔之。25日的会晤,议题可归纳为:双方一旦展开大使级接触,便可考虑运送文物到莫斯科展览。俄共会保持中立,容忍亲莫斯科的中国党员存在;如果俄国在台湾方面反GONG大陆时,俄保持真正的中立,将有助于此一行动;国民党可与苏联合作,作好邻居;台、苏交换纯属中俄问题的情报,因国民党在大陆党、政、军及地方“都有自己人”。28日,叶翔之、魏景蒙与路氏再会晤,刘易斯认为衡量国际情势,如俄积极支持,未来六年是台湾收FU大陆的最佳时机。魏则希望路可设法转告莫斯科:一、台湾愿在光FU大陆实际行动前,先与莫斯科磋商;二、请苏方严守中立,或即协助我们;三、不妨以东京大使馆为联络管道;四、废CHU中共与苏联条约,会有助于鼓舞民心;五、是否另行建立一个亲莫斯科的中国共产党,再讨论;六、“两个中国”绝对不可能,且行不通;七、美、苏、日都不能有效解决毛,唯一合理有办法的政权就是TAI湾;八、相信台湾是有能力且可采有效行动者,美、蒋站在一起比美、毛站在一起,较符合俄安全利益。路氏希望建立一个亲苏的共产党来与国民党合作,这些想法由于俄共(CPSU)未同意立即与台湾接近,展延实施。

29日,上午谒见国防部蒋经国部长,下午游阳明山,晚观赏国片。

30日,参观土地改革陈列馆,晚观赏平剧。

伯马斯东爵士

“蒋五点”就成为此后路、魏谈判的依据。1969年春,中苏边境的纠纷,强化了莫斯科的“两个中国”政策,莫斯科更想采核子恐吓的方式对付中共,台湾此时也大可火中取粟。如果军事上台湾对封锁沿海或开辟第二战场,台、苏双面夹击,未尝不是促使毛政权崩溃的办法。5月7日,为避人耳目,魏景蒙特使自台北经香港、新加坡、吉隆坡、罗马、柏林绕道而来,14日晚到维也纳,相约深夜十一时在饭店外马路散步谈话,谍影幢幢。就这样展开三天五次密使会谈的序幕。他们的会谈,有以下几个重点:一、苏方重申上年台北会谈主旨与保证,“不论台北或任何中国之一部发生任何形式之争执,苏联认为是纯为中国之内政,与苏联无关;如形成内战时,苏联决不支持毛泽东”。二、魏氏确实传达“蒋五点”无误。三、情报交换即可开始,传递方式可由往来“贸易商”任之;军事合作、军火交易可提出列表及交货地点,并称“将来如台动手时,苏联不怕制造边疆事件,以应合之”。四、共同约定联络暗号及密码,并约定下次会谈地点。五、路氏说明近期有关新疆骚乱及国际共产国家会议之情况。此次密谈5月16日结束,魏氏24日回到台北以后,次日即透过经国向蒋介石汇报经过。27日蒋介石接见魏,听取口头报告,在日记中蒋说:“苏联并不重视两国会后合作共存之政策,亦即无诚意,且视我如玩物”,“彼不重政治与原则之谈判,而只言推倒毛匪后,任何事都可谈,由此可知其对华政策仍不愿与我为基本之对象也”。尽管如此,蒋对双方未来联络方式及军火配置、商务代表及派人赴俄等问题,仍多所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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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5月维也纳之约,魏景蒙行前由蒋经国陪同,在士林官邸晋见最高层蒋介石,蒋垂询行程、安排细节,并指示交涉五原则:

五、中苏双方有关边疆、经济、外交等基本问题,可留待日后商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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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景蒙(右)与蒋经国(左)

本周连接朱新民与陈质平二报告,俄共自占捷以来,其对华态度与政策,似有更变积极之趋向。彼对美、德、日之戒心加深,而对匪共亦急于设法解决,自必只有利用我力量与地位,否则无法对毛匪(泽东)制裁。但其用心自不怀好意,惟我反攻复国政策亦只有利用俄共此一转机,方能开辟此一反攻复国之门径;否则如专赖美国,只有冻结我在台湾为其家犬,决无光复大陆之望。而且光复大陆之能否与成败,其权完全操于我手。至于美国则以我大陆总定为俄共势力范围,力求安定自保,不允多事,故阻止我反攻大陆之政策,决无变更之可能,此理甚明。此为国家存亡、民族盛衰之最大关键,不得不有所决定,但必以十分慎重出之,而我现在惟一之目的为如何光复大陆一点上,应特加注重。

作为二十世纪一个弱、大中国的国家领导人,蒋介石一生受制于三个强国:日本、苏联和美国。他对日本既爱又恨。北伐战争塑造的政治新星,抗日战争差不多成为民族英雄,但战后大陆的沦失,栖身孤岛,成也日本,败也日本。1941年世界二战爆发,美总统罗斯福支持蒋介石最力,蒋在日记自承作为四强之一的领袖,不无心虚。在美利坚主导之下,自视堂堂大国的领袖却受制也受气于史迪威、马歇尔,他虽自叹“一生均受扼于美国”,只能感觉无奈。蒋从1923年访俄归来,对苏俄就无好感,1967年他出版《苏俄在中国》,道尽了他对“北极熊”这个国家的憎恶。尽管如此,1960年代国际局势的变化,中(共)、苏愈行愈远,中(共)、美则互抛媚眼,关系逐步解冻。看在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眼中,不能没有警觉,于是台湾与苏联关系,也开始有新的发展。

二、莫斯科与中共交恶的原因?路自认与赫鲁晓夫很熟,推测毛、赫分家,缘于两人会晤时,毛询赫是否会与美开战?俄方认为毛想法牵强且太自我中心,太具中国色彩,故渐行渐远。

 


posted @ 20-06-14 10:24  作者:admin  阅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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